王新陆

（山东中医药大学，山东济南250014）

 

一、时病的内涵变迁

自古至今，与时病相关的概念大致有时行病、时疫病、时令病等等。

“时行”一词首见于晋·王叔和的《伤寒例》，书中提出，“非其时而有其气，是以一岁之中，长幼之病多相似者，此则时行之气”。王氏以六淫作为外感病的病因,并分为四时正气和时行之气为病两大类。所谓时行之气,即非其时而有其气,如春应暖而反大寒,夏应热而反大凉,秋应凉而反大热,冬应寒而反大温,这是与四时正气相对而言的反常的四时气候变化。时行病由时行之气所致,都系感而即发,概属新感范畴。因其一岁之中,长幼之病多相似，故又称时行之气为时疫之气,这说明王氏已认识到时行病具有一定的传染性。与王叔和同时代的葛洪在《肘后备急方》中指出，“伤寒、时行、瘟疫，三名同一种耳，而源本小异。其冬月伤于寒，或疾行力作，汗出得风冷，至夏发，名为伤寒。其冬月不甚寒，多暖气，及西风使人骨节缓惰受，至春发，名为时行。”

至隋朝，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时气病诸侯》始见有关“时行病”的论述，提出“时气”、“时行病”、“时行伤寒”等名词，书中云，“时行病者，是春时应暖而反寒，夏时应热而反冷，秋时应凉而反热，冬时应寒而反温，此非其时而有其气，是以一岁之中，病无长少，率相似者，此则时行之气也。从春分（立春节）后，其中无暴大寒，不冰雪，而人有壮热为病者，此则属春时阳气，发于冬时，伏寒变为温病也。从春分以后至秋分节前，天有暴寒者，皆为时行寒疫也，一名时行伤寒。此是节后有寒伤于人，非触冒之过也。若三月、四月有暴寒，其时阳气尚弱，为寒所折，病热犹小轻也；五月、六月阳气已盛，为寒所折，病热则重也；七月、八月阳气已衰，为寒所折，病热亦小微也。其病与温及暑病相似，但治有殊耳。”“夫时气病者，此皆因岁时不和，温凉失节，人感乖戾之气而生病者，多相染易。”巢元方认为“时行之气”是一岁之中，四时之间，忽有非时之气，一气之至，其伤人也，长少虽殊，而病皆相似，故名“时气”或“时行之气”，也称“天行”，言此时通行此气而为病之意。感受此非时之气而发的病则称为“时行病”或“时气病”。指出时行之气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并提示时行病既不同于冬伤于寒、春必病温的温病，又不同于冬时严寒，触冒伤寒的伤寒，是感受时行乖戾之气而发生的流行性疾病。稍后的唐·王焘《外台秘要方卷第三》谓之“天行病”、“天行时气病”等。

时疫病,见于明·吴又可的《温疫论》。时疫即温疫。吴氏不认为时疫为时行之气所致,他说，“病疫之由,昔以为非其时有其气……得非时之气,长幼之病相似以为疫。余论则不然。”在他看来,四时气候反常,亦是天地之常事,并非病疫之由。时疫所感受的乃是六淫之外,“天地别有一种戾气”。这样他通过对王氏观点的否定,从而亦就否定了“六淫”致疫的假说。“戾气”亦名“疫气”或“疠气”,因此气之来,无论老少强弱,触之即病,故时疫具有强烈的传染性,此可说与王氏所见相同。

晚清·雷丰的《时病论》提出了“时病”的概念并对其进行了专门论述。“时病者,乃感四时六气为病之证也，非时疫之时也。”正由于《时病论》专论时病,故“一切瘟疫概不载入”。但不排除寒疫、疫疟。原因是瘟疫为“天地之厉气”,寒疫、疫疟乃“反常之变气”。其所以名疫,不过因“众人之病相似”之故。所以,雷氏所论时病,应包括四时正气为病与非其时而有其气为病两大类,但以前者为主。且既有新感,也有伏气。雷氏还将治疗时病的医生称为“时医”，由于时病的发生与外在自然环境的变化有关，特别是与春夏秋冬的气候变化密切相关，因此要求“时医必识时令，因时令而治时病……”。雷丰的《时病论》专论时病（指四时感受六气为病），以《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冬伤于寒，春必病温；春伤于风，夏生飧泄；夏伤于暑，秋必痎疟；秋伤于湿，冬生咳嗽”的理论，分述春温、风温、温毒、伤风、泄泻、痢疾、中暑、疟疾、湿温、秋燥、咳嗽、伤寒、冬温等各种时令病的病因、病理、症状特点，以及辨证立法的依据，次列作者自拟诸法及选方。有较高的临床实效，近代医家颇多采用。附论中以运气推究病因也值得进一步探讨。

二、时病的现代内涵

可以看出，从王叔和以及巢元方关于时行病概念的提出，到雷丰对时病的专论,反映了祖国医学对疾病认识的不断深入和发展。

在现代，由于传染类疾病已有“疫病”或说“疫疠”等专有名词以命名之，所以这一类疾病已经从“时病”中剥离出去，不再包含其中。现今人们所言时病，又称“时令病”，多尊雷丰之论，指一些季节性发生的疾病，如春季的春温、风温、温毒、伤风等；夏季的泄泻、痢疾、中暑、暑温、热病、疰夏等；秋季的疟疾、湿温、秋燥等；冬季的伤寒、冬温等；以及四季均可见的外感风寒、风热等等。比如说浙江的何任先生《时病说略》一文就采用了这种说法。

由此可见，时病的内涵是随时代而变迁的。究其原因，就是因为疾病谱系的改变，疾病谱系的改变可以说是临床医学发展的原动力。而中医学是经典的临床医学，中医学的生存和发展根植于临床疗效，临床疗效可以说是中医学的生命力之所在。

《易·损》有云“与时偕行”，也就是说我们要变通趋时，当着时机，作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儒家经典《大学》中也提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展示的是一种革新的姿态，驱动人们弃旧图新。我们不仅可以像商汤王一样把它刻在洗澡盆上，而且也可以把它刻在床头、案头，使它成为自己的座右铭。习总书记在《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中引用了此语，指出“创新精神是中华民族最鲜明的禀赋”。

在现代社会，由于医学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自然界风、寒、暑、湿、燥、火六淫致病渐退其次，疠气致病也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控制，现代致病因素已转向到环境污染、精神因素、不良生活方式三大致病因素。病因的变迁，导致疾病谱系产生改变，因此，我们有必要给“时病”赋予新的含义，即“时代病”，也就是现代疾病，泛指由环境污染、精神因素、不良生活方式导致的疾病。这些疾病在我们的脑血辨证理论体系中均有阐述，其病位主要在脑和血，病机主要是情志内伤以及血浊不清，包括呼吸道感染、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肥胖症、高尿酸血症、血液病、各种肿瘤等等，以及很多神经精神疾病。当然，我们的脑血辨证理论体系还有待进一步完善，这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

三、创立时病流派的必要性

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在其两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吸收了各学科的知识成果，形成了博大精深的医学体系。随着时代的发展，对疾病认识的不断深入，一些医家根据自己的临床经验和学习心得，各创学说，形成不同的学术见解、学术理论，并通过门徒的师承传授和私淑传播，学术倾向日趋明显，学术理论日臻成熟，学习者日益增多，学术影响日渐广泛，形成了不同的学术流派，使中医学的理论更加充实，临床经验更加丰富，促进了中医学术理论体系的不断完善、不断丰富和发展。任应秋老老先生就曾说过，“中医学学术流派的发展，是与整个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相俱兴的。应远溯到春秋战国时期，而不能断自金元时期”。

在中医学发展史上，不同医学流派的形成与发展，一直认为是中医学术发展的重要特征，也是近两千年中医学发展规律中的独特现象，可以说，医学流派的形成和发展，推动了中医学的不断发展。不同的医学流派，各自以其完整的学说理论，广泛的传播群体，众多的学术追随者，构成了中医学术发展史上的一道亮丽风景。

对新概念下的“时病”，亦即“时代病”进行研究，有助于赋予中医学新的生命力，提高疗效。近年来对现代疾病的研究尽管已经取得了很多成绩，但缺少共识和规范，因此，创立时病流派，对“时代病”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厘清其病因、病机，规范其治法和方药，挖掘其疾病发展规律，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学术流派并非是门户之争，学派争鸣，足以昌明学术，使之向前发展，给人类带来福祉。而门户之争是“思仇报复，操戈不已”，“名为争是非，实则争胜负”，所以把它列入朋党一类，“门户别而朋党起”。朋党又是什么呢？《晋书》说：“动则争竞，争竞则朋党，朋党则诬罔，诬罔则臧否失实，真伪相冒”。所以张文襄的《輶轩语》，有“为学忌分门户”之戒。

仲景悟《周易》的六爻通人体六经，把《本草经》与伤寒疾病结合得天衣无缝是以流派，史称伤寒派。华佗运用黄帝针灸，用九针之一刮骨疗伤，至晋的皇甫谧著《针灸甲乙经》，立后世典范，成为针灸一派。秦越人悟《素女脉诀》著《难经》，与《黄帝内经》不同的角度，以诊长于世上，扬《黄帝内经》所谓切而知之为之巧技，亦成一学术流派。假使我们自以医学流派为门户，以学术的争鸣为门户之见，可谓不智之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