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新陆

我在《脑血辨证》一书中对中医学所具有的双重属性有明确的阐述，认为中医学是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将中国传统的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进行完美结合的一种具有民族特色的、独特的医学科学体系。今天之所以旧话重提，是缘于《中国中医药报》2004年中医药科学论坛的讨论，看到那么多业外专家学者关注中医学及其发展，提出了很多真知灼见和好的建议，作为业内人士，我认为有必要从科学发展这个更高的层面、更恢宏的历史长河中来审视中医学的优劣；从科学发展的多元化、科学发展的相对图景来看中医学的先进性；从人文科学发展的规律来看中医学的缺如之处。我之所以执著地探讨着中医的界定和内涵，就是因为此问题不搞清楚，我们就不能更好、更理性地研究中医与发展中医，正如一个不确定的命题无法求证一样！回顾几十年来中医人发展的心路，我们是该再审视一下中医自我了，遂萌发了再论中医学双重属性之念。

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医学所具有的属性和特点是由其产生和构建那个时代的相对世界图景所决定的。吴国盛先生说，世界图景就是所有存在者的某种集体出场方式或者集合方式，用海德格尔的话说，“图景”即是公开场。世界图景决定了科学范式的差异，进而导致了医学属性的差异。“范式（paradigm）”这个概念是美国著名学者库恩（Thomas Samual Kuhn）在其代表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来的，是指科学理论研究的内在规律及其演进方式，用库恩的话讲就是“科学共同体的共有信念”，库恩描述了一种常规时期和革命时期相互交替的科学发展模式。他提出，科学首先是在范式的支配下，为解决范式所提出的“疑点”的高度定向的研究活动，这是科学的常规活动；当已有的范式不足以应付新的问题的挑战时，这个常规的发展就会暂时中断，科学便因此陷入危机，人们就会寻找新的解决途径，最后发生新范式取代旧范式的科学革命，带来科学的跃迁式发展。科学哲学家马斯特曼又进一步分析，“科学范式”包括3大部分：一是哲学性范式。指基本原则、科学信念以至世界观等。二是社会性范式。指各种社会因素对科学的影响，包括历史、经济、文化、民族传统和社会心理等，特别是“科学共同体”的社会和心理特征。三是结构性范式。指根据科学史上重大科学成就而确定的定律、规则、方法等，属科学因素。库恩等科学哲学家的理论指出，科学范式对科学的发展有极大的影响。第一，它作为一种范例为后人所模仿；第二，它作为一种渗入感觉的理论，对人们的观察和研究发挥着重要的导向和筛选信息的作用；第三，它的哲学思想和价值取向将影响后世学科的形成与发展。不同的范式拥有不同的前提假设、概念体系、理论方法和社会实践，由于范式受社会因素和哲学的直接影响，而这些因素又和时代的世界图景密切相关，正如马克思所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因此中西方的哲学性范式、社会性范式和结构性范式都有极大的差异，所以医学发现的过程及其发展的规律也必然有种种差异。于是，古代东方文明便孕育出具有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双重属性的中医学范式，而西方文明便产生了具有相对单一自然科学属性的西医学范式。

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发源地之一，中国先民是朴实的农耕民族。他们长期从事农业劳动，热恋田园，勤劳务实，衣食丰足。从远古神话中可以窥知，先民们的宗教意识甚为淡薄，像传说中的盘古开天地、女娲补天、神农尝百草等等，均浓缩着对先祖的敬仰，神化着先祖的才能和形象，都未超越人的行为意识。我们也从未发现过两汉以前我国有过大型的宗教建筑及祭祀场所。科学的认知方式脱胎于原始宗教神话似的认知方式，这是一种前科学的世界图景。无神论的民族重视现实世界，遵从生活经验，其民族特性构建了独特的世界图景，决定了中国古代科学的实用性、经验性。公元前221年，地处中国西部的秦国国王嬴政征服了当时的列国，开辟了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央高度集权制的封建专制政治局面。炎黄子孙长期生活在沧海大洋和高山大漠所形成的较为封闭的地理环境中，加之政治上的相对独立稳定，使古代中国人走向一条独特的文化和科技发展道路，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技术型、经验型、实用型的科技体系，创造了农学、医学、天学、算学四大核心科学技术体系学科。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最后一章的结论中指出：“中国人的世界观依赖于另一条全然不同的思想路线。……对于那时中国所可能发展出来的自然科学，我们所能说的一切就只是：它必然是深刻的、有机的、而非机械的。”正是如此，中国人的深层心理构成与特有的综合性思维方式，使其必然更多地关注整体、结构、关系、反馈、调节以及平衡，采取以人为中心的“天人合一”观，以社会（群体）的和谐为中心的人文态度，以系统思考为特征的系统思维方式。
　　在这种世界图景下产生的科学范式，对中医学的构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1）哲学思想。世界上的一切学科都曾经包含在哲学的母体之中，然历经几千年的发展，大多从哲学中独立出去，这些学科虽然离不开哲学指导，但仅仅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宏观指导。中医学则不然，中医学源于中国古代朴素的唯物论和自发的辩证法思想基础，其基础理论中的元气学说、阴阳学说、五行学说等等，其实就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基本理论。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又不断受同时期的哲学思想的影响，吸收了儒家致中和思想、道教无为养生思想、宋明理学思想等，不断改变完善中医理论体系，阐述关于生命、健康、疾病等一系列医学问题，中医学至今仍与哲学浑然一体。（2）科学方法。《中国科学思想史》认为，中国古代科学方法的基本模式是：“实际问题—概念方法—一般原理—实际问题”，如此循环往复，指导着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创造出灿烂的成果。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就是对这种方法最科学的诠释。中国科学体系是以形象思维方式为主，对客观事物进行整体的形象概括而形成的知识体系。强调事物的整体性、类别属性、时间性、功能状态；重视事物的个体特性，具有宏观化、定性化、非标化、个性化、随机化、非线性等特征。常常通过一些宏观的观念、经验和理论来诠释所有的事物变化。这种科学方法产生的认知，仅有部分来源于微观基础，而更多来源于较主观的臆想，必然存在理性逻辑推理缺陷，这也是它的不足之处。（3）整体观、系统论认知方法。在中国科学发展史上，以元气论为核心的有机自然观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古代许多具有哲学思想的著作和思想家，如《易经》、老聃、荀况、王安石等都强调自然界的整体性和系统性，按照这种观点，整个自然界和其中的任何事物，都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受这些认识论方法的影响，中医学从有机自然观出发，认为生命的本质是“气”的生化运动，因此采用动态的功能观察法，而不采用静态的解剖直观法，把注意的重点放在人的整体功能水平，注重的是“人”、“人病”和“治人”；关注的重点不是体内单一致病因素，而是脏腑、正邪、天人等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其思维对象从一开始即以天地人（大宇宙）为一体，其中的核心即为小宇宙的人，总的思维历程是从人到社会，最后走向自然。（4）思维方式。内求于心（己）、讲和谐、求统一是中国式思维的主要特征，中国人重视个人的内心的体验，直觉的感悟，较少对外物作细致的分析，形成内倾、含蓄、保守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易于形成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他人和谐统一的关系。在这样的思维方式影响下，中医学对生命现象理性分析不足，而注重天人合一、注重整体和直觉。（5）社会文化特征。中国的农耕文化强化了人们的务实精神，又使国民重安宁稳定，坚守先人的经验，不思改变，不想冒险，重现实而轻未来，重求同而轻异议，正如章太炎所说，使“国民常性，所察在政事日用，所务在工商耕稼，志尽于有生，语绝于无验，重实际而黜玄想”（《章太炎政论选集》）。再者中国由于长期受大一统的政权控制，所以注重对于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的诠释，而缺乏创新精神。中国语言文字的稳定性也使中医学易于继承和统一。这些都为中医学的继承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是中医理论高度稳定的重要原因。

在这样特定的世界图景和科学范式影响下所产生和构建的中医学就不过分强调专业化、专科化，而强调与人文的融通。当然，作为生命科学的一部分，中医学研究的对象是人，所探讨的是经络、气血、脏腑、疾病，以及生长壮老已的生命规律等等，其所具有的自然科学属性也是毋庸置疑的。因此，中医学涵盖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双重属性。

希腊人是哲学的开启者也是科学的开启者。科学成为一种独立的、占主导地位的精神范式，是从希腊开始的。在人类历史上，是希腊人首次形成了具有逻辑思维的理性自然观，这正是科学精神最基本的因素。像东方一样，早期希腊人的自然观也是神话自然观，但不同的是，希腊神话有其完备的诸神谱系，这实际上是逻辑系统的原始形式，预示着和东方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和思维结构，这也正是自然科学赖以产生的基本前提。希腊人极大地发展了逻辑演绎方法和逻辑思维，形成了对世界的一种系统理性看法，而且创造了数学语言来把握自然界的规律。他们成功地将天文学、静力学、地理学、光学等领域的问题数学化，这不仅在古代世界达到了该领域最高水平，而且为近代科学的诞生作出了示范。希腊人泰勒斯是西方哲学和科学的开创者，他提出“万物源于水”的命题，奠定了西方哲学追求本源的形上精神。泰勒斯的学生阿那克西米亚进一步阐释说，万物由气构成，不同的物质乃由气的浓密稀疏所致，这开辟了把握世界的实体构成主义道路，主张唯有找到自然现象背后的实体，并且通过这一实体将自然现象重新组合构造出来，才算是认识了自然。原子论继承于古希腊的数学理性传统，实际上是第一个比较成熟的实体构成主义模型，原子构成主义支配着近代科学的主流研究纲领，这些思想和方法经过弗兰西斯·培根、笛卡尔和伽利略等的继承和发扬，奠定了近代科学的基础。基于还原论的西方科学体系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已经非常庞杂和完整，在此基础上诞生的工程技术，创造了空前的人类繁荣和文明。总的来看，“物质实体+形式法则”的模式是西方思维的核心特征，不仅表现在对自然界的构造认识上，而且表现在对人类社会运作模式的构思上。

在这种世界图景下的科学范式，对西方医学的产生和构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1）哲学思想。古希腊最早的哲学是从对自然的起源、成因的探索开始的。最初提出的问题大都是涉及自然实体、本体方面的问题。从古希腊的留基伯、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和亚里士多德的原子论开始，西方的主流哲学都坚持“实物中心论”，这种理论不仅指引物理学不断寻找组成世界的基本粒子，也引导西医学把关注的目光放在构成人体的实体物质和器官等方面，认为可以而且应当把生命的高级运动还原为低级运动来认识。同时，西方哲学的逻辑实证主义、批判理性主义等也影响着人们对医学科学的评判标准。亚里士多德和盖伦所倡导的纯粹理性以及拉美特利“人是机器”的思想论对西医学影响至深。（2）科学方法。西方科学是以逻辑思维方式为主，对客观事物进行分解、还原研究而形成的知识体系。强调可视的物质性、理化性、空间性、结构性；重视普遍规律性，具有微观化、定量化、标准化、统一化、机械化、线性化等特征。常常通过对低层次物质运动的研究来解释高层次的物质运动，但这种方式并不能解释所有高层次物质运动的问题，这也是它的局限所在。当然，新兴的现代系统科学和复杂性科学也在试图弥补这些不足。（3）还原论的认识论。对物质实体和自然规律的强调，是近代科学思想的根本来源。还原论（reductionism）是把复杂的事物分解成简单事物的组合，把宏观的物理现象归结为微观的组合，这成为近代科学占主导地位的方法论原则。还原论力图将心理意识还原为大脑的生理机能，把生命现象还原为物理和化学现象，把化学现象还原为原子和分子的运动和结构，把物理学还原为力学。赫尔姆荷兹曾经说过：“自然科学的最终目的是要发现所有变化下面的运动，以及他们的动力；那就是说，把全部自然科学分解为力学。”从科学史上看，还原论的确产生了丰硕的成果。20世纪分子生物学取得巨大成就后，几乎所有的分子生物学家都主张物理基础主义的还原论。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者之一克里克说：“事实上，当代生物学运动的最终目的是根据物理学和有机化学解释所有的生物学。”不考虑与其余部分复杂的相互联系，孤立分析本系统的受力情况以及运动状态，一叶知秋、窥一斑而知全豹是还原论的方法学准则，其思维对象的总的历程是从自然到社会，最后走向人自身。（4）思维方式。外求于理（物）、追求主体性、弘扬征服是西方式思维的主要特征，更多表现为分析的、批判的精神，形成外倾、进取、开拓的思维和行为方式。这一特点使西方崇尚理性，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追求对自然和社会的分析、理解和征服，有利于自然科学的发展，但也带来了过分张扬征服而造成的人与自然对立。在这种思维方式下形成的西医学不十分注重人与自然以及人体自身的整体性，而注重分析和实证。（5）社会文化特征。西方由于长期处理分裂崩析的状态中，加之其航海及商业文化的发展，使其既有掠夺（掠夺自然或人）、利己等负面影响，又颇具战胜自然，藐视权威的探索精神，以权威为当然依据的思维定势较少，对权威的怀疑和挑战精神较多。而且西方文字的集约性较差，抽象性突出，表义相对单一，这些特征对西医学发展的跳跃性、理论的抽象性和学科的科学性都有一定影响。

在这种世界图景和科学范式下，西医学的形成和构建就相对缺乏人文科学的精神和内容，只具有单一的自然科学属性。

在人类历史上，今日所谓“科学”这个专用名词是非常晚近的东西。“科学”的英文“science”源于拉丁文“scientia”，最早的意思就是指知识、学问。17世纪传入中国后，中国学者根据《礼记·大学》中“格物而后致知”，将其译为“格致”、“格知”。明治维新时，日本学术界认为“science”是指分科的学问，故译为科学。1893年康有为和梁启超将其引入中国，而后才渐渐流行起来。《不列颠百科全书》的科学条如此描述：“一般说来，科学涉及一种对知识的追求，包括追求各种普遍真理或各种基本规律的作用。”“科学家”一词则直到19世纪才出现。那是在1833年剑桥召开的英国科学促进会的一次会议上，著名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家威廉·林厄尔建议仿照“艺术家”（artist）一词创造出一个新词“科学家”（scientist），用来称呼象法拉第那样一些在实验室中探索自然奥秘、增进人类自然知识的人。在此之前出现的无数大科学家被称为自然哲学家，这从许多科学著作的名称中可以看出，例如，牛顿创立牛顿力学体系的原著是《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这表明，独立的科学传统的形成非常晚，在此之前，科学依附于其他传统之上。

科学，就其本质而言，是在技术所开辟的意义世界中凸现的一种高级的文明形式。它从多种技术中汲取营养，但进行了超越。科学发现的是客观的规律，解决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其应用在客观上存在着两面性，即“双刃剑”问题。我们应该看到，科学确实给人类带来了无数的惊喜，并造就了不少人间奇迹，但它对于人类文化的负面影响也日益明显并加剧。人口问题，环境污染问题，生态环境的自平衡性、文化多样性的破坏，均与科技的发展密切相关，对人类可持续发展构成了严重威胁和障碍。例如，原子能可以缓解能源的匮乏，但又会给人类的生存空间造成污染；如果作为核武器，还会威胁生态世界和人类生命的安全。正在全球组织实施的人类遗传基因密码破译工程，将使整个生命科学为之改观，使人们更有效地诊断和防治疾病，但是，工程一旦成功，基因、精子、卵子、受精卵、胚胎以至人体都可能被操纵，生命的安全感将顿时灰飞烟灭。人类无比扩张了的知识与力量，给自己带来了无穷的福音，也造成了巨大的祸害。环境危机、生态危机、能源危机以及文化危机等全球问题的出现，导致人们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反思科学的哲学基础。全世界许多睿智的学者一直在关注人类的命运，思考科学的发展方向，科学显示出某种深刻的转折正在发生。

20世纪在两个方面显示了科学正处于转折点上。首先，传统的科学范式不再无条件有效，相对论认为宇宙是一个无法彻底还原的整体，触动了还原论的基础；量子论认为我们的世界是一个非机械的、相互联系的、不可分割的世界，从根本上动摇了还原论；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又从逻辑上问责了还原论；复杂科学的问世则粉碎了还原论。全球性问题昭示了古典科学的某种界限，未来科学的方向不能仍然按照还原论的线性走向发展。世界是多元化的，生物具有多样性，人类文化具有多元性，宇宙也应该是多层次和复杂的，因而不可能用单一的还原论描述它。在全人类面临共同的难题之时，我们想起了中国伟大智者的教诲，老子说：“无为，则无不治。”庄子说：“无为也，则用天下而有余；有为也，则为天下用而不足。”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无为就是不违反自然的行为和活动，就是顺应自然，但无为并不是不做事，而是有所不为，然后再有所为，与自然顺应、协作、协调、和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类要获得良好的生存与发展，就必须遵循而不是违背天、地、人所共具的普遍规律。

新兴的系统科学、非线性科学，特别是生态科学，向古典科学发起了根本性的挑战，试图改变古典的还原论、原子论和决定论的世界图景。系统科学通常是指二次大战后兴起的申农的信息论、维纳的控制论、贝塔朗菲的系统论，20世纪60年代以后兴起的普利高津的耗散结构论、哈肯的协同学、托姆的突变论、卡尔曼的集合论等自组织理论，以及80年代以来日渐活跃的超循环理论、奇怪吸引子论、非整维几何理论、灰色系统论、混沌学等等。生态科学是研究生物与其环境的科学，在整体观念之下，循环的观念、平衡的观念、多样性的观念被凸现出来，因此生态科学天然地属于整体论。这些新兴科学及其理论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汇流、将自然与人文融通，形成了整体的科学系统，与古典科学注重世界的简单性和原子构成性形成对照。新的整体论的科学范式所代表的研究纲领极有思想魅力，整体的观念、非还原的观念、非决定论的观念、复杂性的观念、不可逆的观念被突出出来，与自然界生命的原则、有机的原则相衔接，使当前科学正由简单性探索向复杂性研究转换，将使人类更深刻认识所赖以生存的环境。

整体论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从微观、宏观到宇观各种尺度下，包括天、地、人等各种层次中的整体性、非线性、复杂性、不可逆性、系统的开放性和功能性。面对复杂性现象，许多科学家领会到“纯自然现象”并不能用“纯科学方法”研究透彻，在对自然的研究中，总会牵扯到人，涉及到人与被观察物体的相互作用，以及对科技后果的考量。传统科学重视为当然的确实性、科学的价值中立性，被非线性、不确定性和科学与社会的相互作用所取代，并从科学意识上凸现了人文精神的重要性。中国传统科学思想中关于整体和谐的思想、有机论的思想、演化发展的思想、相反相成的思想与现代科学范式的新精神、新思想、新方法十分吻合。因此，现代科学正积极从中国传统科学思想中获得营养和启迪。美国物理学家卡普拉把现代物理学与中国传统思想作了对比，认为两者在许多地方极其一致。哈肯认为他创立协同学是受到中医式东方思维的启发，提出“协同学和中国古代思想在整体性观念上有深刻的联系”。普利高津在《确定性的终结——时间、混沌与新自然法则》一书中文版序中指出：“本书所阐述的结果把现代科学拉近中国哲学。”在国内，竺可帧、李四光、钱学森等不少科学家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科技价值有所论述。可以期望的是，整体论范式的科学将弥平近代科学革命以来物理科学与生命科学的鸿沟，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鸿沟，人与自然的鸿沟。正如物理学家李政道所言，“一个个认识了的基因，并不意味着揭开了生命之谜”，“微观的元素和宏观的天体是不可分的，宇宙是一个不可分的整体”，“不能再用以前那种‘无限可分’的方法论”，“到了21世纪，微观和宏观会结合成一体”。

生命科学有其明显的特殊性，它研究的是“生命”是最为复杂和最为高级的物质形式，一个以物理学为核心的科学只能从不同的侧面逼近生命，而不能真正阐释生命的真谛。对生命这样复杂事物的研究应该注重东方科学的整体论思想和实用化方法，采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认知过程，着重注意以下几点：一是研究系统集成的方法对整体性质的影响；二是应该着重研究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对整体性质的影响；第三是应该寻找复杂系统的“扳机点”，以便产生“四两拨千斤之力”，导致“多米诺骨牌效应”，改变体系的状态。中国古代气一元论的科学思想与数学机械化的科学方法结合在一起将大大推动现代科学的发展。作为中国传统科学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医学，采用宏观、整体的思维方法，经过反复实践、形成经验、经过直觉和顿悟上升到概念或理论，再将理论置于实践中去验证或修改，然后用实践证明其正确性，其科学观、方法论正是与近代科学的机械论、还原论相对立的整体论、综合论。中医学探索的课题主要不是事物的简单性而是复杂性；主要不是静止性而是动态性；主要不是线性而是非线性。我们仿佛是在另一个更深、更广阔、更具先进性的层面上发现了古老中医学的映像，中医学必然勃发其新的生命力，也必将成为推动21世纪复杂性科学时代到来的重要基地。

以上谈到，在现代世界图景中，中医学将有可能再度辉煌，因此中医学必须要发展，要尽快完善自我，与时俱进，其发展应着重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中医学自身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发覆。中医学有许多优势，充分体现了现代科技背景下对科学范式的要求，比如它将自然与人体、生态与心理、文化与科学放在活的有机体身上进行极为简单的规律性的抽象；它揭示的规律涵盖了整个宇宙自然等等。但是，我们对中医学的认识还比较苍白和浅薄，这严重损害了中医学对自己独特的思维传统的继承，既不能正确看到中医学的严重缺陷，更不能真正看到它独具的伟大的生命力。因此，中医理论的发覆势在必行。《庄子·田子方》：“微夫子之发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王先谦集解曰：“覆，谓有所蔽而不见。”是故“发覆”一词是指揭除蔽障。中医学具有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双重属性，要促进中医学的发展，不仅要发中医学科之覆，而且要发中华文化之覆。即对中医学赖以生存的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个自觉。“文化自觉”是指一定文化传统的人群对其自身的文化来历、形成过程以及特点、发展趋势等能作出认真思考和反省。我们应当认真发掘我们古老文化和传统医学的真精神所在，以便把我们的优秀文化和优秀医学贡献给人类社会，也就是继承真精神，继承是吃透，而不是吃光，中医学内容丰富，卷帙浩繁，谁也不可能吃光，正如庄子所说“以有涯随无涯，殆矣”；我们也应该认真反省我们自身文化的缺陷，以便我们更好的吸取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和医学精华，并在适应现代化社会发展的总趋势下给中国文化和传统医学以现代的诠释，这样才能使我们的文化和医学真正走在世界发展前列。

二是代表性学术成果的创立。代表性学术成果是哲学、社会科学评价的重要指标。因为中医学所具有的人文科学属性，代表性学术成果的创立就尤为重要。近年来我们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对中医是否科学、对其自然学科属性做了大量的探讨，还原论的方法殆用几尽，成果肯定是巨大的，但发展仍不尽人意。原因是我们恰恰忽略了中医学的双重属性特色，忽略了代表性学术成果的培植和研究，也就无视中医学自身发展的基本规律。综观中医学发展的历史，《黄帝内经》中的阴阳五行、脏腑经络、整体观念、辨证施治，构成了中医基础理论的核心框架，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中医理论体系。至东汉时期，伤寒病猖獗，张仲景在《素问·热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六经辨证理论体系，用以辨治伤寒，使中医理论产生了突破性的发展。明代中叶及清，温热疫邪流行，原有的伤寒辨治体系已不能适应新的临床实践需求，需要产生新的理论与辨治方法，于是，叶天士等提出了卫气营血及三焦辨证理论体系。这些创造性的理论都是中医学在各个特殊时期的代表性学术成果，构成了中医学发展的图景。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后工业化的信息时代，这个时代的实质就是需求并崇尚创新，疾病谱系的改变，脑与认知科学的发展，药性理论的变迁等等，都强烈呼吁代表性学术成果的创立。我们应该深刻把握中医理论所蕴藏着的经验事实或规律，并在此基础上大胆地提出某些新假说、新理论，预测出某些事实，推测出某些结论，然后引进现代科学方法手段加以研究并予以理论阐述，提供证实或证伪材料，并根据这些材料做出相应的“扬弃”，才会导致中医理论新的范式产生。比如，中医藏象学说以解剖学方法为始基，但最终又根本不以解剖形态学为指归，古代解剖方法与以表知里、五行学说等两类异质的方法先后参与共同建构中医藏象学说，经历了从实体到功能态的演化，形成了“同体异构”现象，使中医学在处理脏腑结构与功能关系问题上陷入悖论和两难（dilemma）状态之中，藏象学说的这种认知方法是否合理，有待于未来研究做出回答。倘若合理，那么它对于医学发展来说，无疑是一个具有很高价值的课题。相反，如果进一步的研究提供的是证伪材料，那么，我们便可以毫不犹豫地将这一理论从中医学理论中淘汰出去。从马王堆出土医书《阴阳十一脉》、《足臂十一脉》中的十一经脉，发展到《灵枢》的十二经脉，只不过经历了大约两百余年的历史，可见中医学一直在谋求迅速发展。中医学理论应该与社会发展和中医临床实践息息相关，去伪存真、正本清源、旗帜鲜明地坚持脑主神明，并创立新的脏腑学说和新的辨证论治理论体系形成现代中医学的代表性学术成果。总之，代表性学术成果的创立对中医学的发展是具有基础和核心意义的。

三是与现代科学技术的交融。学科交融将成为科学发展的主流，当前世界，科学前沿的重大突破，大多是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结果。近百年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334项成果中，近半数的项目是多学科交叉融合取得的。中医的双重内涵决定了中医有很大的包容性，这种学科本身的包容特征，必然会吸引方方面面的学科，比如说化学、物理学、工程学、数学、心理学、社会学、信息学等学科来进行研究和挖掘。与现代科学技术进行多学科交融来研究和发展中医，并非意味着采用西医学的研究方法。我们应该看到，中医学的基础理论发展至今，还不能脱离临床实践的生化与总结，还未能找到完全依靠还原论、微观分析来进行发展的突破口。当代自然科学的世界图景事实上也并不是完整的、统一的，相反，它呈一种非常明显的分裂状态。哈佛的天体物理学家大卫·雷泽尔将这种分裂状态概括为四种原则上不相容的世界图景的并存。即可分为无时间性图景（以量子力学为代表）和有时间性图景。后者又可分为高熵发展（以热力学第二定律为代表）和低熵发展。低熵发展又可分为可预测的（以相对论宇宙学为代表）和不可预测的（以生物进化论为代表）。世界图景的多元格局显而易见。从哲学角度而言，现代科学发展也有分支化和一体化两个重要趋势。一方面，复杂化和数量集约化使科学知识的内容越来越复杂，导致认识水平越来越超出人们日常经验所能体会的程度；另一方面，许多复杂的问题，都被出乎意料的简化为某些数学或物理模型，使科学又呈现出高度概括性和高度抽象性的趋势。医学的发展也并不是直线发展，而是不断分叉，形成树状谱系，医学不断发展的图景可以用系谱树来描绘。一方面学科越分越细，另一方面边缘学科、综合学科又不涌现，二者相互渗透。中医学和西医学构建于不同的世界图景，产生了相异的科学范式，在当代多元化世界图景中，也必将采用不同的方法进行研究。换言之，对中医学进行多学科交叉研究，应该强调不能忽略其人文科学的内涵，在此前提下，充分利用现代科学理论和科学方法、先进技术，从宏观和微观双重角度对中医学进行多方位、多角度、多途径全面研究，弥补直观性多而客观性不足、定性多而定量不足、思辨多而实证不足、描述多而揭示不足等缺陷。把传统理论和方法的科学内核充分发掘、阐发出来，并加以提高，移植融化研究人体和疾病需要、而传统中医学不具备的方法，以适应现代社会维护健康和预防控制疾病的需求。

中医学维护了一个民族几千年来的健康生存状态，涵盖了中华民族的生存智慧，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我认为，中医学的发展要注重从我们的文化根基之中找到她复兴的根据，要对中国的宗教、哲学，以及文化人类学等方面有一定的认识，只有这样，才能看清中医学的价值及其发展中的种种问题，才能够谈得上研究和发展中医。我们应该站在整个科学及其发展的角度，从生命和生命科学本身，从医学科学的根本目的，从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双方面来综合分析，应该重视新的医学认知对人类的文明、对人类的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力，既要超越中医学本身，也要超越当代自然科学，来全面系统地认识和把握中医学，实现其在新时代自然和人文更完美的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