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医籍中并没有心力衰竭这一名称。关于心衰的描述分布在“喘证”、“水肿”、“虚劳”等疾病中。

    心衰相关的病名最早见于《内经》。《内经》中有明确的“喘、肿、悸”的描述。《灵枢·胀论》曰:“心胀者，烦心短气，卧不安。”此处对 “心胀”的描述即包含心衰的症状。《灵枢·天年》中记载:“心气始衰，苦忧悲，血气懈惰，故好卧。”《素问·水热穴论篇》中记载:“水病下为跗肿大腹，上为喘呼，不得卧者，标本俱病。”这是对心衰病比较明确的记载。《素问·痹论篇》:“脉痹不已，复感于邪，内舍于心”，又曰:“心痹者，脉不通，烦则心下鼓，暴上气而喘。”可见，由于时代所限，《内经》没有提及心衰病名，但从临床表现出发，心衰一病出现的时间较早。

    东汉张仲景明确提出了“心水”的病名。在《金匮要略·水气病脉证并治篇》提出:“心水者，其身重而少气，不得卧，烦而躁，其人阴肿”。《金匮要略·痰饮咳嗽病脉证并治篇》曰:“水在心，心下坚筑，短气，恶水不欲饮”;“水停心下，甚者则悸，微者短气。”这些记载是对心衰病比较准确的描述。可见张仲景对心衰已经有了明确认识。

王叔和最早在《脉经》中系统论述了心衰。“心衰则伏，肝微则沉，故令脉伏而沉。上医来占，固转孔穴，利其溲便，遂通水道，甘液下流。亭其阴阳，喘息则微，汗出正流。肝著其根，心气固起，阳行四肢，肺气亭亭，喘息则安”。王叔和在此提出心衰的病机为心之阳气虚衰兼水饮内停，还提出调阴阳，利小便，扶木生火，鼓舞心阳的治则。

    后世医家不断丰富心衰理论体系。宋代严用和在《济生方》中提出：“肾水不流，脾舍堙塞，是以上为喘呼咳嗽，下为足膝衍肿，面浮腹胀，小便不利，外肾或肿，甚则肌肉崩溃，足胫流水。”提出由肾水致心衰的观点。《诸病源候论· 虚劳浮肿候》指出：“肾虚则水气流溢，散瘀皮肤，故令身体浮肿，若气血俱涩，则多变为水病也。”也支持肾不行水，水气泛溢。《医林改错》述及：“元气既虚，必不能达于血管，血管无气，血病则累气，⋯⋯瘀血化水，亦发水肿，是血病而兼水也。”阐明了心衰的病机是心阳不足，血行无力，留而成瘀，瘀而成水。

    心衰的病因以内因为主，外因为辅。内因主要有年老体衰、久病失养、心脉痹阻、肺气亏虚、脾失健运、肾不行水等；外因主要是六淫之邪。心衰多数是外因引动内因，或者内因为主导。

薛一涛教授认为心衰的病理本质属本虚标实。本虚有三个方面，即心气虚、心阳虚、宗气虚，标实也有三个因素，即血瘀、水停、痰湿。在诸多因素中心气不足，心阳不振，血留成瘀，肺失通调，水泛于外是最重要的病机。

1．心气亏虚

     气虚是心衰的根本。《素问·五脏生成篇》曰：“诸血者，皆属于心”。《素问·痿论》：“心主身之血脉”。心脏和全身的血液循环关系最为密切，心是血、脉的主导和动力，心气充沛则血行有力，血循常道。如心气虚衰，则帅血无力，血行不畅，瘀阻经络，各个脏腑均受累及，而出现一系列的心衰症状，因此气虚是慢性心衰的根本。

2．瘀血内阻

瘀血是心衰的必然环节。瘀血既是病理产物，又是多种疾病的致病因素。《医林改错》述及：“元气既虚，必不能达于血管，血管无气，血病则累气，⋯⋯瘀血化水，亦发水肿，是血病而兼水也。”说明在心衰过程中，瘀血是气虚的病理产物，而瘀血一旦形成，又进一步损害机体，诱发他病。

3．水饮内停

水饮内停是心衰的必然结果。水液代谢受肺、脾、肾三脏调控。肺为水之上源，通调水道，下输膀胱；脾主运化水液；肾主水，司开阖，为水之下源，司水之气化。在病理条件下，不论任何原因，影响到肺的通调水道，脾的运化水湿，肾的气化制水作用，都可以使水湿停聚而形成水肿。心衰者心气适微，无力帅血，血行不畅，波及肺、脾、肾之功能，造成水饮内停。

薛教授治疗心衰常从益气温阳，活血利水出发，使用自拟的复心汤加减：制附子 30 g，淫羊藿 30 g， 葶苈子 30 g， 泽泻 20 g， 当归 15 g， 黄柏15 g。

该方以以制附子为君药，用附子大辛大热之性鼓动肾中真阳，暖肌温经，开发腠理，致津液通气。臣以辛甘之品仙灵脾，以加强温补肾阳之功，君臣相配，辛甘助阳，则温复肾阳功专效宏。佐以苦降之品葶苈子，泻肺逐水、止咳平喘，可利水下行走膀胱，祛痰涎而利肺气。肺朝百脉，主宣发肃降，为水之上源，肺气通调，则给水邪以出路。当归入心、肝经，补血活血；泽泻利水渗湿，三药配伍，瘀得化、水得行，心脉得通。佐使之品黄柏苦寒微辛，其性沉降下行，可泻膀胱相火，补肾水不足，以制附子、仙灵脾大辛大热之偏性，使其扶阳而不伤阴。此外，黄柏还具补气健脾养心之功，可通行上中下三焦，与君臣药合用兼顾气分、血分、水分，共同起到温阳复心、活血利水的作用。

夜眠不佳者加炒枣仁、柏子仁；水肿者合用五苓散；乏力明显者酌加党参、茯苓、白术；尿量减少合用获苓、猪苓、车前子、冬瓜皮等；心率偏慢或有传导阻滞或窦房结功能低下，可加保元汤合麻黄附子细辛汤加用补肾阳药，如仙茅根、淫羊藿、鹿角胶、补骨脂等以温肾阳促心阳。

除复心汤外，薛教授亦推崇真武汤。真武汤温脾肾之阳，利水祛湿。以附子为君药，温肾助阳，化气行水，兼顾中焦脾土；臣以茯苓利水渗湿，白术健脾燥湿；佐以生姜温散；白芍利小便以行水，柔肝缓急，且防附子燥烈之性。喻嘉言在《尚论篇》中云：“误服大青龙汤，厥逆、筋惕肉瞤者，既有亡阳之逆矣。亡阳即当用四逆汤以回阳，乃置而不用，更推重真武一汤以救之者，其义何居？盖真武乃北方司水之神，龙惟藉水可能变化，而水者，真武之所司也。设真武不与之以水，青龙之不能奋然升天可知矣。故方中用茯苓、白术、芍药、附子，行水收阴，醒脾崇土之功，多于回阳，名之曰真武汤。乃收拾分驰离绝之阴阳，互镇于少阴北方之位，其所收拾者，全在收拾其水，使龙潜而不能见也。设有一毫水气上逆，龙即得遂其升腾变化，纵独用附子、干姜以回阳，其如魄汗不止何哉？……”这一描述无疑是对真武汤的切中肯綮的描述。薛教授临证时不吝回阳救逆，附子常可用至三十克，茯苓、白术亦取大剂量，意在回阳救急，培护中焦。